虔诚与理性:我的阅读反思
曲明城
这几天,在阅读参加培训老师的日志时,我常常为他们在教育上的辛苦付出而激动,常常为他们爱生如子的情怀而感动。当更多的时候,是为他们对新课程理论的宗教般的虔诚而震动。
建构主义理论,多元智能理论,掌握学习理论、创新教育理论,……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,西方教育理论如洪水般涌入中国这古老而充满神秘气息的国度。一场新的“鸦片战争”在无声中打响。“传道、受业、解惑”被迫让位于“学生为主体”;“因材施教”已在“个性发展,全面成材”的呐喊声中“苟延残喘”。陶行知、叶圣陶、张志公在与苏霍姆林斯基、赞可夫、加德纳、皮亚杰、布卢姆的正面交锋中全面落败。不是吗?打开任何一本教育书刊,我们都很容易在其中发现外国人的身影,而且,从趋势上来看,“入侵者”将越来越多;而与之相对的,中国本土的教育家却越来越少见,甚至不见了。在能见到的不多的本土人士中,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吃“西餐”活着的。
我无意评说西方的理论优劣,更无意夸耀本土理论的美妙绝伦。做为一个一线教师,我也曾感受到新鲜理论带来的豁然开朗的舒爽,也曾热血沸腾的希望在嫁接过程中涅槃重生;但现实的严酷又不得不使我“忍顾鹊桥归路”。新课程理论过于浓重的理想化色彩,使它一定程度上脱离教学实际,可以说有的根本不具备操作性,有的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
马克思主义到中国,尚且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,在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上寻求新的发展。而现在新课程理论似乎想超越这个现实,谋求实现直接“篡位”,这实在是有些痴心妄想。然而,现实生活中的荒谬却一再和善良的人们开着玩笑。本来不可能大面积推行的事情,更多时是只可偶尔为之的事情,却被专家、学者、名师以偏概全地放大成放之四海皆准的“真理”。
当名利和地位与真正的知识想结合,对个人来说,是件幸福的事。比如,新课程就成全了许多原本无名的专家,成就了许多无闻的学者,成就了一批“大胆”的名师。但对知识本身来说,就是一场灾难。比如,新课程理论在推广过程中,就没有顾忌到国与国的差别、城乡差别,重点与非重点的差别,也可以说,根本没有顾忌到人与人的差别,这致命的缺陷必然使它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:进,结果难以如愿;退,专家声名不保。
当一个理论成为无差别的理论时,我觉得它更像,或者说就是一个谬论。全方位的推广,可以见出一些投机分子的急功近利,更可以见出理论的外强中干。如果放纵这些理论,任其迅速蔓延,势必造成教育思想的紊乱,造成教师的茫然无措,造成学生的“盲目自大”。这一切对需要传承才得以光大的知识来说,打击是毁灭性的。在无法提供足够岗位,让人自主选择之前,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一句空话。漂亮的理论可以把窗户和大门装饰一新,但却无法掩盖家徒四壁的窘迫。在不通电的地方,电视,冰箱,洗衣机,一切用电的器物,都是无用的装饰。
看看,还在坚守岗位的平凡的教师吧。“素质教育轰轰烈烈,应试教育踏踏实实。”这无声反抗,让人感知的是一种无奈,是一种忠诚,更是一种高尚。
学习使人进步。我们需要学习,但这学习不应该是盲目的,而应该是理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