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进教室，一些该走的早已没了踪影。和几天前相比，唯一的不同是班级的超级球迷都宇没走！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

      “怎么没走呢？大门要锁了。”我有些好奇地问。

      “老师，今天是你给我们上最后一个晚自习。”

      “这并不重要。”

      “但我想我应该在这儿。”他的脸上写满了真诚。

        不知是这句话的作用，还是这段时间神经过于敏感脆弱的缘故，我的泪水悄然滑落。

        都宇并不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，在教他班的两年里，我几乎很少提过他问。印象中，他是一个不太听讲，成绩平平的学生。在许多好学生对我充满“敌意”的时候，在世界杯举行地如火如荼的时刻，他，一个超级足球迷，还能想着我这样一个“逃兵”，着实让我感动。

       “看球去吧，”我知道他的心不在学习上，“现在，大门还没锁呢。”

       “老师，我不去了。”

       “去吧，回来给我讲讲。我是没办法，要不，我早就守侯在电视机旁了。”

       “学校领导要来检查的。”

      “那也不差你一个呀，”我说，“有事，我顶着。”

      “我想留下来，陪陪你。”

      “不用，有你这句话，就够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目送他的身影走出大门，我的心里感到些许安慰。

        半个小时后，学校的几位领导拿着点名册到各班查人。没在的，领导把名字都记了下来，准备第二天全校通报批评。点到都宇时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想替他编个借口。

       “都宇请假上医院了。”

       “上医院了？”女校长的口吻明显带有不信任。

       “是上医院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回来时，让他到校长室去一趟。”

       “好吧。”此时此刻，领导不信任是必然的。

        领导走后，我急忙问在座的学生，谁能联系到都宇。一位王姓学生自告奋勇地说他出去找。为他开了去医院的假条，从二楼窗口目送他走出大门，心中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开始蔓延。

        三十分钟后，都宇回来了。刚进教室，女校长便跟了进来。

       “都宇，去医院了？那你开的药呢？”

      “我送回宿舍了。”也许是过于紧张，都宇的神情有些忙乱。

        十分钟后，教室的门被猛的一下撞开了。

        “都宇，你竟敢骗我！”女校长脸色铁青的吼道，“明天，我取消你的住宿资格！”

       “我确实把药送回宿舍了。”都宇答道。但不那么理直气壮。

       “我刚打完电话，宿舍老师说没人回去过。”

       “我确实回去了。”

       “谁能证明？”

       “没谁能证明。我回去时，没看到宿舍老师。”

       “好，你嘴硬，明天我就让你卷铺盖走人！”

        女校长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去。

        望着有些不知所措的都宇，我走了过去，“宿舍那边儿，我去安排。”

        晚自习下课后，我没有象往日那样径直回家，而是骑车去了学生宿舍。

        在得知全部经过后，好心的宿舍老师和我一起商量了一个办法：第二天早晨，由她给校长打电话，就说学生都宇也许在检查宿舍卫生时回来过。由于校长电话问的突然，她也没来得及去问去看。

        后来，这件事就没再提起。学校通报上没有都宇的名字。

        一个月后，我到新单位报到。高考之后便没了都宇的消息。

        这件事过去三年了，每每回想起来，心中总会泛起一丝感动与一份随之而来的深深愧疚。作为一名教师，那段时间里，我的心中承装着太多太多的私利。“但我想我应该在这儿。”从都宇那里，我读到了一分纯朴、一分理解、一分宽容。学生为我上的这节课让我终身铭记与思考：什么是教育？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？合格教师的标准是什么？